握住先生的手，侧眼瞥见先生手上厚厚的老茧，我的眼眶湿润了

俗话说，少好幻想，老好回忆。耄耋之年回忆起眷眷浮生，诸多人事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挑灯伏案，追忆与卢绪章同志接触点滴，倾往昔、诉衷肠。

卢绪章1911年6月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一个商人家庭。用他的话说，“早些年世道动荡，也尝试过不少事情”。

他曾在轮船公司当过伙计，也参加过童子军。青少年时期，因目睹社会黑暗与腐败，萌发了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反封建思想。1936年，25岁的卢绪章请愿参加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救国会里，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深刻认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1937年，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组织决定由卢绪章同志担负为党的地下组织筹措经费的任务，担任广大华行总经理，利用广大华行作为党的地下经济企业。他遵照党的指示，“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卢绪章在领导广大华行近10年的时间里，经常要与国民党高官和大资本家打交道，还要在中统、军统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斡旋，可以说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在如此艰难的局面下，他依旧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绩，为解决党的地下组织经费问题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中央高度赞赏。

1950年12月，卢绪章任中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传奇人物。

1954年，我从外贸学院毕业，分配到外贸部三局工作。卢绪章是三局的主管领导，我得以有比较长的时间接触他，得到他的教诲。

那个年代的人，大体上不讲究穿着，用现在的话讲，叫不懂时尚。卢绪章则不同，他身材魁梧，风度翩翩，衣着得体，气宇轩昂，总是流露出一种超凡的气质。

初与卢绪章见面时，他不苟言笑，话语简洁，有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很容易让后辈产生敬畏感。但相处几天之后，我改变了对先生的看法。他对年轻人非常爱护，从不严厉呵斥，有时候会开个小玩笑来缓和气氛。

卢绪章十分好客，假日常邀请我们去他家中做客，每次去先生家，都觉得收获颇多。一来他爱读书，也收藏了很多书报和杂志，许多藏品是市面上买不到的，他允许我们随便翻阅，也经常和我们分享他的阅读心得，让我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二来他爱留客，每次拜访总是安排嫂子为我们备饭，畅叙时事之后能够吃上一碗热乎乎的菜肉馄饨，是我很期待的事情，我曾私底下把去先生家做客当作打牙祭的好机会。

卢绪章兴趣广泛，尤其钟爱桥牌。他常说，桥牌的本质是博弈，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博弈。同先生一起打过几次桥牌，我感觉桥牌的乐趣在于少靠运气、多凭智慧。在打牌过程中，要运用很多数学、逻辑学的知识，计算和记忆能力在桥牌中非常重要。有次我与先生打牌，席间问及为何如此钟爱这项活动，他笑道：“能打好牌，不一定能做好事，但打不好桥牌，怕是一定做不好事。”只言片语间，不难想象先生为了崇高的革命信仰隐藏身份从事地下工作的压力与艰辛。

卢绪章立场坚定，一生经历风雨却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也受到了迫害。因为曾长期在白区工作，造反派以此为由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专案组派了一批又一批人去调查他的投敌叛变行为，却一无所获。即使如此，先生还是被下放并继续接受审查。

一个初冬的早晨，我与即将去下放的卢绪章匆匆见了一面，他穿着厚重的军大衣，胡子还没来得及刮，脸上、眉毛上满是尘土，着实憔悴了不少。先生看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冲我点点头，然后挥手致意。令我惊讶的是，先生的眼神中没有恐惧，也没有消沉，反而异常坚定。

再后来，我与卢绪章在下放的劳动场见过一次面，他干活很是卖力，看着他不停地擦汗，我着实心疼。等到没有旁人在场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凑过去问：“您说这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小张，你还年轻，一定能看得到，要相信党。”握住先生的手，侧眼瞥见他手上厚厚的老茧，我的眼眶湿润了。

那一刻，我有点分不清风度翩翩与寡言深沉，哪个才是先生最本真的模样，但我坚信，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外表下，都怀揣着一颗赤诚坚定的心。

耄耋之年忆往昔，自觉平生多感激。正己立身扬正气，赤诚无惧众心依。